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即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
生产队队部位于村中心。青砖瓦舍的大院，原是地主的家宅。正房5间，东西厢房配套。解放后,大院改做了生产队。正房的隔壁墙打通，一铺大炕横贯室内东西。如有集会，社员们盘坐在大炕上听会，平时作为休憩的场所。东厢房的前脸裁除，改做大车棚；西厢房改为饲养棚，一流排开栓着马、骡、驴等牲口。饲养棚的南屋是饲料室。再南侧是后接的一间房，里面的烘炉正旺,两名铁匠正在“劈劈啪啪”地打铁，已打出的成品挂在墙上：马掌、镰刀、锄头等。生产队门前是一个小广场。西侧是一棵合抱粗的老槐树，树下是一尊碾盘,碾子还能滚动，但已没人再用它碾面了。东侧是挂马掌的铁架子。早上，社员们上工等待分配活时，先来到老槐树下，有坐在碾盘上拉家常的，有蹲在树下抽旱烟的。年轻人闲不住，利用挂马掌的铁架子玩起了“双杠”。
当时的生产队长是老黑，在当地是有名的“黑子”，谁见他都惧三分。他对我却异常友好。在队里，最好的活要数跟大车进城“拉脚”了。活不重，工分多，每天还有５毛钱的补助费。只要车组长说：“今天需要跟车的。”老黑队长肯定首先想到我，以后就逐渐形成惯例了。当时队里有４辆大车，４个车老板都愿意让我跟他们的车，因为我干活实在，不偷懒。其中有一位岁数大的张老板，从我姥爷门上论，我叫他四姥爷。每当需要人跟车时，他总是先说：“小二，跟我的车！”其口吻不容迟疑。但我得听队长的。我看看老黑，老黑再瞅瞅我：“去吧！”我就立即帮四姥爷牵马套车。尔后，车组长一声令下，大车就浩浩荡荡地出村，向城里进发。
当时，队里“跑外的”是大名鼎鼎的张老爷子，他在村里辈份大，又能说会道，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油头粉面，一身洁净的对襟蓝衫，显得与众不同。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往返于城乡之间，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为队里联系运输活计。
我们队里的大车“拉脚”，主要是运送建筑材料。记得有一次去东山水泥厂拉白灰，我真正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辛苦。那天，我们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白灰库里，灰沫翻飞。干活时又要张口喘气，呛得大家喷嚏连天，喉咙发干，眼红泪飞。第二天，我吸取了教训，戴了一副口罩，但眼睛还是泪花闪闪。还有一次，我跟王老板的车，装了满满一车红砖，当行至在村中土路上时，大车突然颠簸，我在车上一个后滚翻，掉在了车后，却是站在了地上，毫发无损。我与王老板相对一笑，百思不知其解。
那年开春种地季节，为抢农时，全体社员投入田间播种。当时，队里男劳力少，老把式就更少了。老黑队长就把“点葫芦”这个技术性较强的活交给了我。我仅看过别人干这活，亲自操家伙还是第一次。我学着老把式的样子，背起“葫芦”跟在犁后，“啪啪”地敲打着，谷种顺着“葫芦”眼撒进犁沟。一天的活计忙完了，我的心情也很舒畅。直至铲地时，才发现我“点葫芦”的后果：苗长得又细又密。可忙坏了铲地的社员，一个劲的嚷嚷：这是谁撒的籽，苗长得这么密？铲地那天我去跟车“拉脚”了，不知道这个情景，是弟弟后来告诉我的。
在村中那两年，正是我青春萌动期，鼓噪的心绪曾产生过爱情的萌芽。我毕业回村时，同时有几个下乡知青与我一起入队。其中有一女生模样标致，很多人都说我与她般配。不觉中，我的心里产生了火花，但从没有袒露过心扉。那年夏天，苞米已长得快一人高了。在给苞米最后一次追肥时，老黑队长把我、我弟弟和她分到了一个组。也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虽然没有说几句话，但她的倩影一直是我眼睛追逐的目标。那年冬天，我就当兵远赴北疆。再回头时，她已回城。我的爱情萌芽就这样枯萎了。
1974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习小靳庄活动。在我的印象中，农村搞运动就是晚上把社员们召集在生产队学习。长长的大炕上，坐满了男女老少。一会儿功夫，旱烟的烟雾就弥漫了满屋，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写标语。我当时爱好写写画画，村里就让我写标语、画漫画。全村的土墙上，到处都是我写的大字标语，生产队里是我办的墙报，两根横梁上挂着我画的“法家人物介绍”、“儒家人物批判”的漫画。进入生产队，即感到琳琅满目。那年秋天，来接兵的孙家琪同志，一进屋就被满屋的字画所吸引，在村中到处找我，要接我当兵。年底，我结束了村中生活，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开始了军旅生涯。
在村中的两年时光，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惬意、最充满希望的时期。简单的生活方式，淳朴的人际关系，令我回味无穷。
2006 -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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