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青春列车的门口，身旁是妈妈，列车员说，不能带家长，每人只能带两条腿。那么，我只能一个人起程了。

从此，碰到一些事，我只能自己处理，而妈妈，也只能通过无线电话告诉我她的想法。因为发生在列车上的事与妈妈在我描述之后所能想象的情况有所差异，因此她的意见并不为我所接受，因此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甚至抛开妈妈的建议，独自行事。

车上有个很能欺负人的列车员，一天，我们朋友一起对付他。我们小心地从窗口探身出去，用剪子在车轮上狠狠地扎了一个洞。然后嫁祸给列车员。他被列车长骂了，我们很开心，从这时起，我第一次接触了“合作”的概念。好景不长，不久，这事就被查清了，列车员唾沫横飞，对我们咬牙切齿。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代价”。列车长发现了，领了我们去了另一节车厢，单独跟我们谈话，讲了他以前是怎么把车窗砸碎的，怎么被像列车员一样的家长骂。我们不仅没挨骂，而且还让列车员受了批评。从这时起，我知道了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因为车轮被戳破了，不久车就开不动了，我们不得不停在满地长满杂草的野外逗留一晚。有些朋友被路边的杂花，杂草，飞虫所吸引，不愿意再跟着一起上路。从这时起，我知道了什么叫“选择”。

由于对杂草没什么兴趣，我选择继续旅途，毕竟我对那个所谓的“终点站”有强烈的好奇。这时我知道了什么叫“期待”。

此时正值夏季，天气闷热，我们像往常一样把窗户打开。我在确定没有列车员在这节车厢后，将手伸到了窗外。这让我体验了“放纵”的感觉。正四下里望风呢，手被什么尖尖的东西划了一下，一看，已经留下一道口子，向车后看，发现一棵已经远离十几米的大数耀武扬威地站在那里，还跟我挥挥手——嘿，就是那只手！那跟枝条，刚才把我弄出血的——我顿时很气，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疼”。

无奈，只好跟列车长坦白交代这伤口的由来。列车长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拿来一只贴着“药箱”标签的盒子，拿出邦迪牌创口贴，帮我贴上。我知道了，受伤了要用药物对付。

一年之后，我们做惯了乘客，终于有一天大胆地提出了由我们来开车的要求。列车长同意给我们每个朋友每人一小时的机会。我们都不满意，希望多些尝试的时间。最后列车长说进行一个比赛，每人开一小时，开得好地再开一小时。

我们只好遵命。比赛时间定在后天，这一天里，我们围到第一节车厢观摩。大家都死盯着司机，用心地记，用心地想，什么是时候该把手放哪儿。那一天，我第一次有了“比赛”和“竞争”的概念——只是，没听说的那么激烈。

我因为几次失误屈居第二。我竟有些难过了。我想，或许我拿倒数第一不会这么难过，拿第二这么难过是因为我只差那么一点儿。这时我知道了“第一拥有一切，第二则什么都不是”。因此我开始认真对待学习开车，列车员说了，一年以后，再来一次比赛。我每天泡在1号车厢里看司机操作，列车长笑了，说我在“养精蓄锐”。我对他说：等着我明年东山再起吧！这时，我体会到什么叫“自信”。列车长说我好样的，我知道，那叫“鼓励”。

第二年，中国的非典影响到了我们这列车，有极少数的同伴，因为收留了无家可归的鸟儿而受了传染。他们受到了隔离，可悲剧还是没能避免，有两位朋友离开了这里。他们都是好人，很好很好的人。我们全部人排成纵队，给他们举行了庄重的送别仪式。那时，我很伤心，而且在漫长的3个月中，所有人都还处在生命消逝的阴影中。那时，我知道了什么叫“心灵的追念”，以及知道了要“自重”。

后来的日子长了，大家也没有特别的感觉这是在一列车上生活，正当我们习惯于这种奔跑的生活时，列车长宣布：我们到站了。

我们到站了？！我竟以为，而且希望没有到站的那一天，这里的生活多好啊。出去，外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跟我在一起的又会是什么人。

列车长第一次批评我们，也是最后一次：你们怎么能满足于这样不安定的生活呢！我们不好说什么，收拾行李，才发现我们带上车的东西不多，要带走的确委实不少。十分钟后，列车开始减速。最后终于停下来，车门开了。

我走出车门，却发现实际上是走进了另一列车。我恐慌地回头看着列车长，他只是点点头。我扫视了一下新的车厢，人的眼睛里都有变得有些黯淡，甚至有些是有污点的。车厢也不再是可以随意想坐哪儿就坐哪儿了，都分出了类别，各行各业。

最令人惊讶的是，我竟然见到了先前选择在杂草丛堆里停留的朋友们，只是他们已经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从事他们所在车厢的事务。我有些怅然，我意识到：在这里，我要重新开始我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