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碎语》是著名作家牧惠先生（1928年—2004年）的杂文集，我最近反复读了两遍。在这部史鉴体杂文集中，牧老用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论古议今，不仅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时代性，而且因为牧老饱读史书，同时也是一位对历史学颇有研究的学者，所以我从这部集子中也剽学到了一些史学知识，算是日有所知吧：
韩愈原来是个人品有毛病的人。韩愈的作品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但从读小学开始起，我就陆续地学了他《昌黎先生集》、《昌黎先生集外集》、《昌黎先生遗文》等书中的一些诗作，加上以前看过一些对韩愈的介绍文章，以为韩愈是一位文才德行俱佳的封建官吏，否则，广东潮阳怎么会建有韩公祠来纪念他的功德呢。看了牧老的《韩愈写效忠信》，才知道韩愈原来是一个“谄谀戏豫，放浪无实”（朱熹语）的人。牧文提到韩愈首先被人品弹的是韩愈为了润笔即时下称的稿费而给人写下了不少吹棒死人的墓碑；再就是他曾给大贪官、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李实写过效忠信《上京兆尹李实书》，更令人所不耻的是，后来李实终因作恶多端而被贬为通州长史后，韩愈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韩愈活脱脱一个风派文人的德性！
元曲形成和发展的另类说法。《文天祥之死》中讲到，在元朝，因为蒙古人是在马上得的天下，朝廷“根本不重视知识分子”，“相当长一段时间取消了科举考试，读书人毫无出路，被贬为‘八倡（“倡”疑为“娼”字，原文如此，王注）九儒十丐’即介乎娼妓之间卑贱低微的底层。”于是，元代的文化人普遍潦倒贫困，只好通过元曲“这一手来发牢骚和谋生”，元曲这一文学体裁由此产生了。
使用私章的起源。也是在《文天祥之死》中说，同样是因为元代统治者大多数没有文化不懂得文化的重要，不重视和注重使用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人才，但“相反，只要是蒙古人，不识字也照样做官。”就这样，连一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很多官僚“连签名都不会，于是用盖私章代替签名”。元朝的统治真是黑暗至极啊！难怪元朝很快就混不下去了。
古代人考试作弊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每年6、7月间，报纸、互联网上总爱冒出一些地方高考、中考作弊的报道出来，有的地方还是有计划、有组织、多人参与的舞弊案件，让人看后触目惊心。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BP机、手机、微型耳机早已成为一些人考场舞弊的工具，而台湾更是有人用电子鸟鸣器来为高考“护航”，舞弊的科技含量是越来越高了。但看牧老的《考试古今谈》，方知在我国历史上，考生在考场中的舞弊花样的繁多，原来“可以写成一本书”！“有人在白布衣服上，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抄满经典著作；有人在一件绸袍上抄着七百二十二篇八股文，计五十二万字，以备抄袭；有人让仆人或雇人代考；有人买通考场员役，事先把文字埋藏在号舍或通道中……”“有人把蝇头书金箔的夹带塞进笔管、砚底、夹底草鞋之中；有人把夹带用一种药汁抄在衣裤上，入场后用泥涂过后马上显出来……”我们的老祖宗真不简单！舞弊水平之高、花样之多真令人叹为观止！唯一觉得遗憾的是牧老没有把古今考场舞弊进行一番比较，到底是古人舞弊的水平高，还是现代人使用高科技通讯、电子产量舞弊的水平高？不要求发扬光大，但最起码也得全盘继承，否则，那些考场舞弊的女士、先生、小姐们将来在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见那些老前辈？
古时的卖官竟然还曾有过一定的积极意义。跑官要官、卖官鬻爵是吏治腐败中危害最烈的一大顽症。中国古代是轻商重农的社会，商人尽管有钱，但社会、政治地位却很低。《古时的卖官》一文中认为，在等级特别森严的奴隶社会，有钱人通过买官受爵，“构成对等级制度的破坏”，“有过一度的进步意义”。这也算是一种辩证的看法吧。这让我想起了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四川省营口山县原县委书记杨毓培、广东省河源原市委副书记卢建中等“卖官书记”们，原来他们没有罪啊，只恨迟生了3000年。青年文摘网 www.21re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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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录入：王红灯 责任编辑：叶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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