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注重姓氏，以姓氏为自己的根基和归属，但是中国人也注重名字，因为名字才是自我的存在。古代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理念和追求，还往往要取一个或几个“号”。然而，我们现在说的“名字”其实只是古代的“名”，现行社会已不大流行“字”了，“号”当然更属于历史的范畴了。

    “名”的概念极早，恐怕在原始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据“说文解字”：“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种“以口名”的“名”，大概就是人们常说“小名”（乳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才产生了后世通行的“大名”（学名）。

    自古以来，中国人很讲究命名，而命名的出发的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已知的商代社会迷信盛行，社会生活十分单纯，人们都以生日命名，最突出的就是三十个商王几乎全以天干为名，其他人则以地支为名。周朝建立，礼制规范，如何命名也有了许多规定，如《左传》所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以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为“信”，以道德品行命名为“义”，以某一物命名为“象”，不以国名、官名、山川、隐疾、畜牲、器帛等六种事物命名。这些规定在古人命名是都有体现，如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赠送一条鲤鱼，即命名为孔鲤，字伯鱼。春秋战国以后，社会礼制急剧变化，其命名现象更多反映了社会下层的风貌，以贱、丑命名，如晋惠公的儿子叫“囗”，女儿叫“妾”，鲁文公的儿子则取名“恶”，等等。这时的人们还喜欢在姓和名之间加一毫无意义的助词，如烛之武、介之推、申不害、吕不韦等，其中的“之”、“不”都是助词。汉代国力强盛，祈求长生不老，人们取名也多用“安国”、“延年”、“延寿”、“千秋”、“去病”等。西汉末年复古，王莽禁取复名，人们多取单名，直到东汉、三国，单名依旧盛行，因此《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到魏晋南北朝，因单名重复太多，复名又兴盛起来，由于受士大夫们清高风气的影响，人们取名喜欢用“之”字，如祖冲之、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裴松之、杨衔之、刘牢之、顾延之、寇谦之等等；其实又因佛教盛行，命名又多取佛语，如王僧辩、王僧智、柳僧景、柳僧习、崔僧护等。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近世即以新中国成立后而言，人们取名多用“建国”、“爱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多用“卫东”、“习东”、“向东”、“向红”、立新”等。

古代的中国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字由名演化而来，所以统称为“名字”。由于注重礼节，因此称名称字大有讲究，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由于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而字则用于下对上、少对长或对他人尊称，在多数情况下，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从历代的取字情况看，名与字有密切关系，有可以说是“因名取字”，古人称为“名之与字，义相比附”，这“义相比附”正是取字的一条原则，总括名与字的关系，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名与字意义相同。如楚国大诗人屈原，本名平，原是字，平与原同义：汉代夏恭，字敬公，恭与敬同义。

    二是名与字意义相关。如鲁国孔丘字仲尼，丘即山，孔子生于尼山，又属老二，故字仲尼；宋代陆游字务观，而秦观字少游，观与游相关；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字鹏举，飞与鹏相关。
    三是名与字意义相反。如郑公孙黑字子皙，皙为肤色白，黑与白字意向反；晋国赵衰字子余，衰意为减少，余则为丰余，衰与余字意向反。
    四是名与字的意义取自五行相生。如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壬为水，辛为金名壬字辛，取水生于金之意；明代帝王则以金、木、水、火、土取名，如明成祖朱棣（木），其子明仁宗朱高火只（火），其外孙宣宗朱瞻基（土）。
    五是以伯、仲、叔、季排行为字，如鲁公子庆夫字仲；汉高祖刘邦字季；汉代文学家班固字孟坚（坚与固同义）；晋张翰字季鹰；宋欧阳修字永叔。
    此外还有取于古语和成语等情况。

    古人在名字之外还有“号”，这又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号的起源虽然很早，但其流行乃是唐宋以后，明清时为盛，这与唐宋以来的文化发达不无关系，也与儒道文化对文人的性格影响直接相关。一方面，是社会对文学人士有一种推崇和敬佩的心理，另一方面，是骚人墨客企图用一种委婉曲折的手法表达自己超然物外的理想和情趣。正因为如此，“自号”极为盛行，取号方式皆由文人士大夫的性情、爱好及其居处环境而定。但其含义不外乎追求旨趣，祈求自勉，表明环境，显示收藏，描述形象，取自文学意境，表现自身才能和专业等，这些自号或用于本人，或用于斋名，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号“少陵野老”，南宋史学家郑樵号“西溪遗民”，元代冯子振号“怪怪道人”，明末朱耷号“八大山人”，唐代大诗人李白因生长于青莲乡而号“青莲居士”。